当前位置:首页 - 专业领域 - 刑事辩护

合肥诈骗案件主观明知怎么认定|律师解读帮信与诈骗共犯区分

安徽银开律师事务所 2026-11-12 0 次

     供稿律师:安徽银开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陈军,主要办理合肥地区刑事案件、刑事辩护、刑事合规相关法律事务,长期从事刑事法律实务与公益普法工作。

    在合肥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相关案件时,主观明知是这类案件里争议最大的要件,也是区分罪与非罪、诈骗罪共犯、帮信罪、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分水岭。很多银行卡代收资金、跑分走账的当事人到案后都会提出不知情的辩解,主张自己不清楚上游在实施电信诈骗,这也是审查起诉阶段和辩护工作交锋最集中的地方,不少合肥本地当事人都会问,只口头说不知情,能不能推翻主观明知的认定。

    本案来源于网络,情节为整合改编,仅做普法说明,不对应任何真实案件。合肥一起涉电信网络诈骗关联案件中,王某被上家邀约,使用自己名下银行卡代收资金,再按对方要求取现划转,上家按照每一笔转账向其结算提成。王某到案后一直陈述,自己只是帮忙走流水,不清楚钱款属于诈骗赃款,上家告知他这些资金均为正常生意往来款。办案机关结合全案客观事实,综合资金流转、获利模式、异常操作等情节,最终认定王某明知他人实施诈骗仍提供资金结算帮助,以诈骗罪共犯移送起诉。

    这类案件最现实的痛点,在于主观心态藏于当事人内心,无法直接拿出证据证明当事人的真实认知。不少当事人存在误区,以为笔录里坚持不知情,就无法被认定犯罪。在合肥本地电诈案件办理实务中,主观明知大多依靠客观行为综合推定,并非单纯依靠口供定案。如果只看当事人单方陈述,很容易出现认定偏差,帮信罪、掩隐罪、诈骗共犯的罪名边界容易混淆,定性一旦变化,量刑档次差距会非常大。

    司法层面判断诈骗案件中的主观明知,始终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,不会单独依据当事人的供述定案。这里的明知,既包括明确知晓对方在实施诈骗,也包括概括性明知,也就是结合全部客观情形,当事人应当知道对方有高度可能在实施诈骗。办案机关会综合当事人的认知水平、过往经历、和上游的沟通内容、获利模式、是否刻意规避监管、相关行为是否反常等全部事实综合评判,重点区分当事人只是笼统知道对方存在违法活动,还是能够感知对方实施诈骗,以此划分诈骗罪共犯和帮信、掩隐等关联罪名,这也是合肥同类案件辩护的核心突破口。

    认定主观明知有着循序渐进的审查步骤。办案人员首先固定全部客观行为材料,梳理资金流水、聊天记录、通话信息等原始证据;再结合当事人年龄、学历、从业背景、有无涉诈前科,判断其认知能力;接着比对交易模式,核查报酬是否明显高于正常劳务报酬、交易流程是否违背普通商事习惯;之后核查当事人在发现资金异常、账户收到反诈预警之后,有没有及时停止配合、拒绝继续操作;最后综合正反两方面证据,判断能否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,形成完整的心证。

    能够支撑明知推定的证据类型较为丰富。聊天记录、加密软件对话、通话录音,能够直接反映上游有没有告知资金真实用途,有没有交流和诈骗相关的内容;银行流水、支付账单、取现监控,能够体现资金快进快出、分散转入集中转出这类跑分案件典型异常特征;同案人员供述、被害人陈述,可以印证当事人参与的具体环节;还有银行卡被反诈预警、冻结之后,当事人更换账户操作、异地办理业务、删除聊天记录等规避调查的行为痕迹,都可以作为推定明知的依据。反过来,如果当事人多次主动核实资金来源,在上游持续给出虚假说辞的前提下,已经尽到普通人合理的核查义务,相关材料也可以作为推翻明知认定的反证,这也是不知情辩解想要被采信的关键。

    身处这类案件当中,当事人要认清潜藏的法律风险。仅有口头不知情的辩解,缺少客观证据支撑时,辩护空间往往十分有限。一旦被认定为诈骗共犯,量刑幅度远重于帮信罪,涉案金额直接影响刑期高低。不少人还抱有侥幸想法,认为自己没有直接拨打电话、没有欺骗被害人,就不会构成诈骗,实际上如果在参与走账、对接的过程中知晓对方在实施诈骗,仍然继续帮忙转账、对接、提供账户工具,同样可以被认定为共犯。辩护工作的重心,就是仔细拆解卷宗证据,把笼统的违法认知和专属于诈骗的认知区分开来,从中梳理证据链条上的合理怀疑,争取变更定性、核减涉案金额。当事人接受讯问时,应当如实陈述全部细节,不要随意编造说辞。对事实认定存在不同理解的,可客观向办案机关陈述,由律师结合全案证据依法提交辩护意见,尽早委托律师介入,从证据源头审视主观明知能否成立。

    免责提示:本文仅为普法科普内容,不构成个案法律意见,具体案件需结合证据与案情综合判断

手机扫一扫也能查看

合肥市政务区金潜广场20层、商111东

0551-65559151